某年北京琉璃厂论文斋文物商靳某有一唐杜牧手写“张好好诗卷”，张先生以高价购得爱不释手，夜置枕旁。并题扬州慢一词，结句数语云: “……我亦五陵年少，如今是梦醒青楼，奈腰缠输尽。空思骑鹤扬州。”借杜牧言自家昔日风流，又因好好姓张，故又自号“好好先生”。语义双关，既言自家姓张，又言为人好好，并请上海著名篆刻家陈巨来先生刻一牙章“好好先生”不时钤用。

     文革中先生家藏余物多毁于一旦。陈巨来为先生所刻数方牙章皆失。后来，张伯驹先生命我依散留的拓痕，仿刻了数方印。日后张伯驹先生书画上常用的“平复堂印”、“好好先生”的印已非陈巨来原印，均为我仿刻。先生对我偏爱，为我延誉，说治印一道“南陈  巨来  北张  牧石”，我实在愧不敢当。很多人问及此事，我则多次解释说这完全是先生对我的偏爱，我是不同意的。

     又一事是我每至其府，时见其案头放置一砚、玉质甚美乃研 之用。我问及此砚，先生给我讲了其一夜得双砚的事。某年先生去画家溥雪斋处，适溥初得一砚，乃柳如是的蘼芜砚。先生甚喜，因以倍值请溥转让，溥允之。先生携归，次晨，有古玩商携来一砚求售，先生视之乃钱谦益之玉凤砚，即案头所放之砚，一夜之间得此夫妇双砚，亦一佳话。

     文革时先生于长春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，先生基于爱国热忱惟恐北京家被抄，损毁珍藏的那几张国宝级藏画，立时函寄周总理，详告北京家中所藏数件家画，千万不要毁坏。周总理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去张家取走，此数件因而逃得大劫，但其他文物则无法保护。造反派到其家大除四旧，案头玉砚掷地碎毁，世间又失去独一无二的一件文物。

     解放前张伯驹先生曾一度任教山东大学，一次闲游旧肆，偶见一卖玻璃杯以旧画作包装纸。先生则全部包买了玻璃杯，目的是为了他这些包装纸。归后细察发现，画为青绿山水写实画，铁线银钩，一笔不苟，洵为珍品。先生观其笔法、纸质各方面鉴为明初人所作，惜无款，难辨作者，先生谈及每以为憾。此物于所藏字画中虽微不足道，但可窥先生爱惜古书画之心，最终又以爱国之心无私捐献国家，于此一件小事亦可见之。